徽剑的死因在两年后才被揭露清楚。他遭到假冒警察的带走、跨省殴打和残忍对待，最后其尸体被遗弃在江西的荒山上。境外人士通过加密软件发布悬赏，在国内的“接单者”定位、动手，事后还将一万一千元转到他的支付宝，并散布截图，宣称他因“敲诈勒索被捕”。这不仅是杀人，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折磨。广州日报的评论发出强烈呼吁：“对猎杀徽剑的凶手，绝不宽恕。”这虽正确，但我想提出更为深刻的问题：我们还能多久继续用“电诈”这一字眼来形容这些人？“电诈”一词实在过于轻薄，无法恰当地描述他们的罪行。刑法专家和多位学者一致认为，缅甸电诈集团涉及非法拘禁、绑架、器官贩卖、强奸、强迫劳动、故意伤害和杀人等重罪，这些行为甚至拥有了一般恐怖组织的特征。在这些集团的园区里，不服从的人员被随意枪杀，单纯为了展示“仪式感”，一个退伍军人在逃出后仍因噩梦缠身。与传统恐怖组织不同，这些人没有所谓的“政治目的”，他们只追求利润，把人当作商品和工具。他们的下限远超过许多恐怖组织。

早在徽剑案曝光之前，就已有声音呼吁关注这一现象。然而，普通人无法通过立法或军事手段去改变现状，我们的声音在国际层面上几乎听不到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停止为他们掩饰。每当我们提到“电诈园区”，实际上是在为那些罪犯减轻罪责，将绑架称作诈骗，将奴役解读为就业，将杀人说成“行业乱象”。此外，被遣返回国的人中并不是全部都是“电诈分子”，很多其实是被贩卖过去的，他们若不从事电诈活动就会遭受暴力，甚至被打死。那些逃出囚笼的人，回国时依旧被贴上“电诈分子”的标签。虽然早在两年前就有人呼吁媒体更改用词，但改正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标签带来的伤害。如果一名受害者意识到逃出来与没有逃出在公众眼中没有区别，那么下一位渴望逃出的人心中的希望也会被扼杀。

语言虽不直接造成暴力，但它会象征性地消灭希望。因此，广州日报的观点真正重要之处在于态度，而不仅仅是一句“一个都不能放过”。至关重要的是，我们是否可以因为徽剑的死而承认，隐藏在“电诈”之下的黑暗远不止诈骗而已。虽然联合国的定性超出我们的能力，但我们对这些行为的称呼却在我们掌控之中。从今天起，尽量少提“电诈”，更多使用“电诈恐怖主义”。这并非情绪宣泄，而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、最基本的字面改变。只有当语言明确，相关制度才会感受到压力。徽剑以生命撕开的伤口，不应再用轻松的字眼来弥补。